皇民化運動
1937年(昭和12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此時的台灣人，儘管已經被日本統治了42年，而且經過所謂「同化」政策的浸漬，但日本當局仍不放心，所以必須對台灣人加強「皇國的精神」教育，使成為「忠良的帝國臣民」。所以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治台政策進入新的階段，開始推動所謂的「皇民化運動」。
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日本對台的統治，進入新階段，恢復軍人總督的統治，改派海軍上將小林躋造就任第17任台灣總督。小林標榜「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統治三原則，皇民化運動自此開始。
第18任總督長谷川清於1941年4月19日，和台灣軍司令本間雅晴共同主持，成立了「皇民奉公會」，成為涵蓋上自總督府各機關，下至全台各級地方政府渾然一體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機關。這一運動的實踐要剛有四，其第一項說：「期其皇民精神之透徹。吾人要信仰絕對無上之國體，貫徹尊皇敬神、皇國臣民之榮譽，全島一致，以努力顯揚肇國之大道。」
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台灣人民的一項洗腦(Indoctrination)運動。「皇民奉公會」則是其洗腦機關。當時全台600萬台灣人都是它的會員。皇民奉公會的組織甚為龐大，編制幾經更改，據1943年的組織系統，是在中央本部之下，依照行政區域系統，5州2廳各置支部，其次11市51郡各設支會，56街209庄各置分會﹔而市支會下設257個區會﹔衛生分會下設5404個部落會，最下層則設68334個奉公班，以構成運動的細胞組織。此外，尚有許許多多的團體，諸如產業奉公團、文學奉公團、愛國婦人會等等，均被納入「皇民奉公」的體系，人人成為所謂「聖戰」的一份子。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包括：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國語」運動、改姓名，以及志願兵制度。
在「國語」運動方面：自1910年以後，日語通稱為「國語」。在皇民化時期，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鼓勵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到了1943年，台灣人已有80%是所謂的「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1937年4月以後，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版。早期師範學校開有漢文課，此時已不再出現。學生在學校裡面被要求講「國語」。在一般社會上，獎勵說「國語」。
日治時代的著名律師陳逸松，有一段敘述他和朋友在火車上講台語，遭日本軍人斥責的回憶：
「有一次，我們坐火車要去台南演講，我們三人坐的是二等車，那時台灣人坐二等車的很少，車廂內只有一個日本軍人，我們三人就毫無顧忌地用台灣話交談起來。在台南下車時，那日本軍人怒氣沖沖地問我們說: 『你們是那裡人？』
『台灣人！』我們不甘示弱地說。
『你們剛才在車上講什麼話？』
『台灣話。』我們照實回答。
『馬鹿野郎!.你們是日本人，你們要講日本話，知道嗎？』那個日本軍人咆哮起來。」
在這裡我們看到外來統治者透過對本土語言的壓制，來扭轉殖民地人民的身分認同及國家認同。即使連台灣本地的社會精英，也遭語言霸權主義的對待。
日政當局為了獎勵台灣人說「國語」，有所謂「國語家庭」的辦法，對於全家大小都使用日語的家庭，則准予「國語家庭」的優待。「國語家庭」可以享受許多優惠(例如小孩較有機會入小學校、中學念書、公家機關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1937年到1943年間，台北州(包括今台北縣市、基隆市、宜蘭縣)共有3448戶被認定為「國語家庭」。
至於改姓名，也和講「國語」一樣，成為檢驗台灣人是否「皇民化」的重要指標。把漢姓漢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無疑地，這是做為「真正的日本人」的必要條件。1941年年底，台灣全人口中改姓名的約有1%左右。到了1943年年底，全台灣共有17,526戶改姓名，人數在126,211人，這個數目佔當時人口的2%。
不過，改姓名是採「許可制」，不具強迫性質，條件不夠，還不能當「真正的日本人」。對於當時改姓名的台灣人，吾人若僅以民族主義的觀點來解釋，恐怕無法掌握他們更改姓名的主要動機。
當時還是高雄中學學生的柯旗化回憶說：「戰局對日本愈來愈不利，物資開始匱乏，接著對米、肉、砂糖等食品也厲行管制，施行配給制度。日本人的配給量比臺灣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臺灣人，也比一般臺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我的父母不會講日語，不是所謂的『國語家庭』，即使想改姓名也沒有資格。」
柯氏以上的敘述，已經道出了台灣人改姓名之舉，與物資配給的待遇絕對有關。
而張榮發以下的這段回憶，更明白吐露改姓名的最基本動機，其實就是為了在困頓的環境中爭取較好的優待：「戰爭時期物資相當缺乏，糧食都採配給制度，不同等級的家庭領不同的配給；甲等是日本人，配給當然最多；乙等次之，指的是台灣人全家都改成日本姓名，會講日語，並且過日本式生活的『國語家庭』；丙等的配給最少，指的是一般的台灣家庭。當時，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語家庭』，爭取比較多的配給，我們全家也因此改姓『長島』，我的名字也改成『發男』，大家常以日語『HATSU』來喚我。」
「國語家庭」享受特惠，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因此「國語家庭」對非國語家庭的子弟造成排擠作用。？華昌提供了一個例子，可供了解，他回憶說：「一九四二年三月，身為改制後的國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我本來希望多報考公立普通中學。但班導師說，我家既非榮譽之家，也不是國語家庭，只是小麵店的孩子，報考中學不容易，勸我不如報考師範。於是照老師的忠告，報考台北的師範學校。平常努力沒有白費，不論學科或術科，考完我都是信心十足，夢想著雪白文官帽和黃金佩劍，一日千秋盼望錄取通知的到來。但始終沒有金榜題名的消息。 第一次向夢想挑戰鍛羽而歸，只好進入母校的高等科就讀；第二年(一九四三年)三月再度報考師範學校，仍然名落孫山，飲恨而歸。後來與老師討論分析，這兩次失敗應該是受到時局影響，而可歸納為兩個原因：其一就是『國語之家』與『榮譽之家』這兩項籠絡台灣人的措施。前者是鼓勵全家講日語，以及改名換姓為日本姓名.，後者是被徵調做『軍夫』，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被審定為國語之家或榮譽之家的子弟，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
至於皇民化運動在宗教方面：日本要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傳統通行的宗教。要求台灣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在自家奉祀神宮大麻 (由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對外頒布的神符)﹔大力推動神社參拜活動。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人在台灣建造的神社比原來增加一倍以上(日據時代，全台總共有68個神社，其中38個是在1937年到1943年間蓋的)。1942年10月28日台灣神社(位置在今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大祭，28、29兩天內，參拜者達15萬人，破創建以來的記錄。在這套「國家神道」之下，台灣民間信仰遭到局部破壞。
曾在日治時代擔任教員和記者的吳濁流，回憶說：「當時的中壢郡守提倡廢止寺廟，並且寫了一本書叫『神門昇天』。於是，那些御用紳士則立刻唱和、響應這種局勢，忙碌地活躍起來。結果影響所及，波及臺灣全島每一個角落，變成一種社會改革運動。關西街也響應這個運動命令青年團員把土地公(福德正神)的祠廟破壞。我擔任的團員，受命破壞郊外一所土地公廟的工作。於是，我和青年們準備了紙錢和香，恭恭敬敬地把原委向土地公說明，並且祈求暫時到鎮上的『大和宮』避難。燃了紙錢後，把土地公的神體奉置在大和宮的神桌上，然後青年們就把土地廟全部毀除。這實在是愚蠢的一件事，因為村裡的土地公全部毀除，戰爭依然沒有一個勝負的結果。」
吳濁流上述的敘述，顯示中壢地區的民間信仰遭遇到嚴厲的干預，但是，這種宗教干預的措施，顯然因地方執行者的執行程度寬鬆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而且，皇民化運動並非全面性將所有台灣的民間神祁完全摧毀。以下的史料，可以對照看出。當時在台南從事布業的吳修齊，有這樣的回憶說：「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冬，雙親及弟妹等要疏開﹝疏散﹞返回故鄉時，母親囑我代她每晨往開基武廟奉香參拜關聖帝君，我奉命唯謹，從此不論陰晴，每晨均遵示赴廟上香，祈求閤家平安，雙親大人玉體健康長壽，自三十三﹝1944﹞年底至四十四﹝1955﹞年從未中斷。」吳修齊當時在寄回故鄉報平安的家書中，曾賦詩感懷：「朝參武廟拜聖神，舉香低首表誠真，只求白髮椿萱茂，高冠巨富讓他人。」可見，在皇民化運動下 ，台灣民間崇拜的廟宇，並沒有遭全面的破壞。
皇民化運動下的國家神學，透過學校教育，發揮得最為透徹。學生的生活規範中，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像行禮，試圖將天皇的神格形象，灌輸在台灣學童心中。每天朝會升日本國旗後，學生必須面對皇宮方向遙拜，並遙拜皇大神宮。小學生被規定每月1、8、15日全校要參拜當地的神社。以下的回憶，可以顯見皇民化教育之一斑。
就讀土城公學校的簡茂松回憶說：「『公學校』自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起改稱為『國民學校』(與此同時，日本也從『尋常小學校』改為國民學校。但又區分為日本人就讀甲種，台灣人就讀乙種)進一步強化軍國主義教育。」「每天要舉行朝會，在校長的指揮下，遙拜皇居，齊唱『君之代』﹝日本國歌﹞、升太陽旗、暗誦教育敕語等。」「記得上歷史課(日本史)要暗背始自天照大神至神武天皇以下的歷代天皇姓名；音樂課則學唱日本歌」簡茂松回憶當年的皇民化教育，認為「做為殖民地主義的受害者，我們譴責日木的皇民化政策、軍國教育是理所當然。因為即使現在，我也認為幼小心靈真心相信(成為好皇民)的是洗腦教育。」「做為軍國少年為天皇陛下出征是理所當然之事。『教育』這種東西真是恐怖，我們對這種事竟毫不懷疑！」
家住基隆，甫入小學的許曹德，也留下這樣的記憶：「頭一學期有件事令我難忘，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訓話。我們的稚年理解力，當然聽不太懂他們在講什麼，但已經有力感覺到。長大後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時，發現模式與本質都雷同，始知極權教育的手段有其一致性。日本人這時面臨戰爭，必須灌輸帝國必勝信念，必須加強殖民地臣民效忠天皇、獻身帝國的一套統治宣傳。我們不時聽到皇民化的名詞，天皇神武的神話，日本帝國無敵的頌詞。特別每個禮拜一，全校學生都集中於大禮堂，舉行嚴肅無比的儀式，由日本校長做又長又臭的訓話。訓話前的一幕是向禮堂上佈置神祕的天皇神龕，祠躬、默禱、唸唸有詞，甚莊敬不可侵犯。這種宗教式的神祕崇拜，是一切神話統治馴服人民心靈的有力手段。記得日本小學不過上了一個學期，小小的一年級生，就曾集體排隊到今天信二路的基隆中正公園山上，向基隆日本神社叩拜二次。望若神祕的神社建築，日本祭司唸唸有詞，大家須表無限屈服、集體輸誠。」
皇民化教育對青少年學子，發揮相當程度的作用。洪文慶說，這種改姓名、改換奉祀日本神龕等運動「引起了老一輩台灣人的反感，但也有一些公教人員，與自稱進步人士和不少青年學生們，自願接受或勉強接受此一改變，甚至有些人自以為榮。」可見台灣人對於這種洗腦運動，因為年齡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反應。
許曹德以下這段生動的敘述，正是皇民化洗腦教育在當時青少年學子身上發酵的具體案例：「聽到七嬸說，日本人真惡毒，在曹庭﹝按許曹德的堂兄﹞就讀的學校日夜宣傳忠君愛國，鼓動台灣人參加大東亞戰爭，為大日本帝國獻身偉大的聖戰。七嬸說，日本鬼子要打自己去打，現在不知什麼原因，也把台灣人拉去死，曹庭是我唯一的命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但他現在滿腦是學校宣博的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他要投軍從戎，為日本帝國的偉大獻出自己。然後，我注意到橫牆佈滿一排日本政府贈送的奇奇怪怪布條，上面以漢字兼日本字寫著什麼，後來我了解是光榮入伍、志願從軍之類的廢話。長大以後我似曾相識的又一次看到另一個外來政權在台徵兵，以所謂『反攻復國』的神話宣傳欺騙，形式一模一樣。曹庭是我們新竹許氏家族唯一落入日本殖民帝國宣傳，充當砲灰的悲劇例子。」「半年以後，我又一次為母親奔跑新竹，...跪在曹庭哥哥的靈前祭拜、捻香。小靈堂前放著一個白布包裹的方形骨灰匣。我恐懼的凝視著人死竟變成一匣東西，迷惘的望看白布匣子上懸掛的大幅相片，一個英挺漂亮、容姿煥發的青年，竟然從此不見，只餘骨灰一匣。我不能了解這一切，但小心靈中塞滿七叔一家悲傷的淚水。」許曹德這段回憶，讓我們看到外來政權透過一套國家神學的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成功地在台灣子弟身上發揮了政治巫術的作用。
曾經順應日本的皇民化運動，改名竹永茂松，投身擔任日軍台灣軍令部軍屬的簡茂松，也這樣檢討：「對接受教育敕語長大、構得上成為軍國少年的我們而言，最憧憬的是日本軍人和畢業的軍屬的英姿。我們幾個同伴常說：『畢了業，我們也要當軍屬到戰地去。』」「快接近畢業時，校方開始辦理參加軍屆的志願手續。教師當然主動參加，學生們也視為理所當然接受辦理。」 簡茂松又吐露：「到了十一月、寄來一封掛號信，通知我們『在高雄的港口集合』。我們穿著青年學校的制服，戴上先前買的軍帽就出發了。而且是抱著興高采烈的心情前往報到的，好像參加畢業旅行一樣，當時大家盛傳軍屬的勤務至多兩年，我和家人們完全沒有悲壯的情緒，即便出發之際，也看不見柔腸寸斷的場面。因為日本政府很成功地營造出這種自然的氛圍。」
大孩子受「忠君愛國」的洗腦教育而去當志願軍或軍屬，低年級學生則被發動出來搖旗吶喊。家住竹南的黃華昌回憶說：「現在我腦裡還歷歷浮現，國小二、三年級時，常被調去竹南車站歡送軍夫出征的一幕。大家高唱台灣民歌『雨夜花』的曲調，歌名變成『愛國軍夫』，歌詞也改為『配戴著紅色布條的榮譽軍夫…』小學生不懂大人離別之情，只管高興地唱著。」
皇民化的軍國主義教育，確實在青少年的身上灌輸了「敵愾同仇」的心態。柯旗化在回憶錄中就坦白吐露當時他看到日本飛機被盟機擊落的心情：「有一架飛機墜落在附近的村莊，人們好奇地跑去看。機體上印著太陽旗的零式戰鬥機殘骸令人悲傷。疏散到附近的日本太太拿手帕擦眼淚，圍觀的臺灣人則面無表情。我感到一股衝動，假如有格拉曼戰鬥機被擊落而能活捉其飛行員，我會打死他。受過軍國主義教育的青年們恐怕都有同樣的感受吧。」
皇民化教育配合著軍國主義，因此學校教育充滿著軍事氣氛。軍事化教育的結果，學校裡面也和軍隊一樣，階級分明，強調絕對地服從。試看許曹德這段回憶：「上了半學期，感到日本教育最令人驚懼的一樣東西，是低年級必須絕對服從高年級。五年級在馬路上碰到六年級，必須敬禮，否則當場吃巴掌，我就常常看到高年級的學生，藉故打低年級生。這種凌虐，每天不停的進行，在下課、在操場、在回家的路上，比較懦弱的，常跪地求饒、叫爹叫娘。長大後我才知道，這便是日本人的階級制度，日本人的軍國主義教育，當時，這些東西曾帶給我小心靈極大的不安、極大的恐懼和無比的厭惡。我覺得，人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透過宣傳，向台灣人散佈「大東亞聖戰」的必勝。許曹德還未進小學之前，已經留下這樣的印象：「記得就在進小學的前半年，社會氣氛漸趨緊張，不斷聽到小遊伴的家人、街坊人們談起大東亞戰爭，家裡常常有里長保正之類定期送來的『看板』，規定一家家傳閱，顯然，所謂『看板』，就是政令宣傳。同時街頭巷尾，佈滿日本政府的宣傳海報與漫畫，報導日本皇軍在支那戰場的輝煌戰績，日本海軍在東南亞區域、在太平洋對美作戰的無敵消息。」
日政當局甚至發動社會精英，幫忙宣傳「聖戰」。律師陳逸松回憶當年被動員演講時，如何虛與委蛇的情形：「日本宣傳『聖戰』，要動員有名望、會說話、平時肯替台灣人講話而獲民間信賴的台灣人，出來替日本人說話，結果選出陳逢源(『台灣新民報』經濟部長)、陳金萬(艋舺信用組合總務)和我三個人。這個任務對具有『台灣意識』的我們來說，實在是件苦差事。我們奉命從台北、桃園、台中、台南一站一站的講下去，我的原則是違背良心的話我不講，只好繞著圈子，借題發揮一番，說：『聖戰的意義顧名思義是為人類的理想，為改善人類生活而戰，亞細亞聖戰就是為了要解救亞細亞殖民地的人民而戰。』儘管日本人對我這種教條的說法不是滿意，但也抓不到我的辮子，不能說我錯，只妤啞吧吃黃蓮，無可奈何地認了。」。
儘管日本當局對於所謂「大東亞聖戰」極盡美化宣傳之能事，然而，台灣人對於中日戰爭的爆發，究竟抱持何等的態度與心理反應呢？以下試從數人的回憶來了解。
家住台北市、出身醫師家庭的林彥卿這樣回憶：「事實上，不管怎麼說，台灣人總是在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之中成長的，認定『支那』是祖國的人不算少。我家雖然最早被認定為國語家庭，並曾在當時的報紙上受到大幅的報導過，但在支那事變爆發時，家母卻說了：『日本人為什麼要和中國人打仗呢？蔣介石是很偉大的人啊，可惜中國的力量不夠，蔣介石真是可憐哪！」這樣的話。」
彭明敏在敘述1932年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時(當時彭父彭清靠率家人在東京)有這樣的敘述：「在那些年，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日本侵略中國和『上海事件』等事情，這些都引起我們很複雜的情緒。日本報紙登載的都是日本軍人崇高的行為和日本為了正義而征服落後中國的故事。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響應這類愛國的情緒。但是，在家聽到父母談論英勇的中國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在東京擔任專賣局事業課長的朱昭陽，也有這樣的回憶：「…儘管台灣是被割棄，我認為中國還是我的祖國。而今我上班的國家正在跟我的祖國打仗，看到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在歡送他們的士兵上戰場，聽到日本人一陣又一陣地在為他們的勝利歡呼，我置身在東京街頭的人潮之中，卻感到無比的孤單，我默不吭聲，而內心的悲痛真是難於言喻。」
由上可知，儘管台灣人接受日本的「同化」政策歷有年所，皇民化運動也正開始進行，但是仍有不少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是擺盪在「歷史祖國」與「殖民母國」之間，充滿著矛盾與衝突。這種矛盾與衝突，顯然在年長一輩較為明顯，而受過日本洗腦教育較深的年少一輩則不明顯。
隨著戰爭的進行，日本當局在資訊上面的全面封鎖與掌控，台灣民眾無從了解戰況，只能接收日本當局的單方宣傳，所以對於戰爭結局究竟鹿死誰手？勝負成敗如何？台灣人如何看待？
當時年僅17歲(1943年)的林彥卿，後來回憶說：「昭和十八年﹝按1943年﹞十月，台灣海域發生了空戰。在那以後制空權就完全落入敵方手中，對於每天從菲律賓基地飛來的P三八機，這邊的空軍完全無力抵抗。戰敗的色彩明顯濃厚，可是一般民眾並不大顯出民心動搖或是不安的樣子，因為大家都被掩飾事實真相的大本營所發表的公告所蒙矇騙了，我也是一直相信聯合艦隊仍然無恙的。」
時年18歲(1943年)的簡茂松，也說：「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沒有人懷疑日本的勝利。」「自從對美開戰以來，大本營發表『連戰連勝』的戰訊，我們也真心相信日本已經取得勝利。事實上，是年[1942]六月的中途島戰役，戰況已經有了轉變，但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以上兩位十七、八歲的青年都認為日本不可能打敗仗，也認為一般民眾也有相同的感覺；但是時年26歲(1943年)在台中擔任保甲書記的李鎮洲，則吐露了不同年齡層的不同反映：「許多台灣人在茶餘飯後，談到戰爭的事，就一致認為這場戰爭到最後一定是日本會輸。持這一種看法的人，大部份是三十歲以上的人，二十歲以下的人因為所受的是日本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有的頭筋早已硬化，為人奴隸而不自知。」
而住在基隆海邊，即將入學的小孩子許曹德，則有如下的印象：「此時﹝按戰爭末期﹞基隆到處是流言，日本人的收音機廣播的是夸夸其言，每天勝利、皇軍到處無敵的一套，但市井流傳的卻是誰家親屬海上觸雷陣亡的恐怖消息。最令人震撼的基隆市場傳出鯊魚肚中竟然發現有人體肢骨、小孩殘骸的駭人消息。這種流言證實海戰慘烈，台灣附近海面船沉人亡一定頻頻發生，否則鯊魚肚中豈有人類的殘骸？」
從以上史料可以發現，年長一點以及還未深受皇民化教育的小孩，對於戰爭的反應與認定，與正在日本軍國教育下的青少年，有不同的反應。
【問題討論】
1.日本政府當時推動皇民化運動的目的是什麼？
2.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有哪三個政策？
3.請同學試想在日治時期，台灣人對於日本皇民化的政策有什麼樣的感覺？
4.日本投降以後，你們覺得台灣人民感受如何？